Education
中国内部压力正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前往美国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经由达连隘口（Darién Gap）抵达美国南部边境，这一现象不仅仅是一个边境管控问题，也反映出中国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压力、就业前景恶化以及不断加剧的政治压力。 这条路线被一些人称为“走线”（zouxian），即“徒步穿越”的意思。移民通常从中国出发，经拉丁美洲国家一路前行，穿越哥伦比亚与巴拿马之间危险的达连隘口，最终抵达美国与墨西哥边境。这是一段昂贵、危险的旅程，而且往往受到蛇头和走私网络的控制。人们不会轻易踏上这样的道路。对于一些中国移民而言，这可能是他们寻找工作、安全感以及摆脱中国共产党控制、重新规划未来的最后尝试。 国内的经济挫折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承诺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其一党制提供合法性。然而，如今这一承诺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中国正面临房地产市场困境、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消费者信心疲软、民营企业面临压力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问题。许多在疫情期间艰难生存下来的小企业主，如今又面临需求下降、债务压力、经营成本上升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等困难。工厂工人面临工资不稳定和就业机会减少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也开始担心，他们的下一代可能无法获得与自己当年相同的发展机会。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1%。但这一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年轻求职者、就业不足者以及已经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所面临的真实困境。青年失业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接受高等教育，却难以找到稳定职业的大学毕业生而言。 这种经济压力是一些人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的一些中国移民表示，他们曾经历企业经营失败、就业困难、债务压力，并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无法再提供稳定的发展道路。 “清零政策”改变了部分人的社会信任 中国严格的“清零”防疫政策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长期封控、突然实施的出行限制、大规模核酸检测、企业停业以及地方政府的强力执行，严重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 一些人的商店、餐馆、工厂和服务业企业被迫关闭，导致收入中断；另一些人则眼看着自己的积蓄不断减少，却只能长期被限制在家中。对部分人而言，这段经历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他们开始意识到，政府可以在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情况下，随时对个人生活实施广泛控制。 一些移民向记者表示，新冠疫情期间的封控严重损害了他们的生意，并使谋生变得更加困难。另一些人则表示，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能够自由工作、公开表达观点、实践宗教信仰，并能够在不担心随意限制的情况下规划未来的地方。 政治控制加强，也增加了人们离开的意愿 当人们无法公开批评造成经济困难的政策时，经济压力往往会变得更加严重。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网络言论、公民社会、宗教、教育、民营企业以及政治讨论等领域的控制。批评政府政策、传播政治敏感信息、参与未经官方认可的宗教活动，或者与地方政府发生公开冲突的人，可能面临审查、监控、骚扰、拘留或职业方面的负面影响。 当然，并不是每一名中国移民都是政治异议人士。但其中一些人确实是在一个个人自由受到限制、公共讨论空间不断缩小的环境中作出了离开的选择。 这一点对于回应北京的相关叙事非常重要。中国政府可能会声称，这些移民离开中国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移民政策或者美国更具吸引力的经济条件。美国确实是他们希望抵达的目的地，但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冒着穿越达连隘口的生命危险，也要前往美国？ 答案首先存在于中国国内：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下降、个人自由受到限制，以及对未来可能不如过去的担忧。 反对中共，不应等同于针对中国人民 正确的做法，是将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区分开来。 中国移民不应该自动被视为罪犯、间谍或安全威胁。许多人只是普通人，他们可能因为经济困境、政治压力或缺乏发展机会而选择离开。…
国庆盛典背后：中国的国家叙事与现实
9月30日，约800名宾客齐聚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敬献花篮、升国旗、奏国歌以及放飞和平鸽等仪式。这是中国第77个国庆日所呈现出的精心策划的国家形象。然而，仪式之外的现实却更难以被塑造和控制，而这些现实也使这番讲话必须接受事实的检验。 公开呈现的一面 据新华社和路透社报道，习近平表示，中国经济“顶住压力、稳步向前”，并敦促全国完成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他同时感谢外国友人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在台湾问题上，他呼吁深化两岸交流交往，同时承诺“坚决打击”分裂活动。中文媒体注意到，与此前使用的“坚决反对”相比，这一表述有所强化。 假期数据也被用来强化这一积极叙事。官方预计，7天假期全国人员流动量将达到约21.3亿人次，10月1日当天的客流高峰可能接近3.4亿人次。据报道，前往首尔的预订量同比增长约50%。但消费数据呈现出另一幅较为平静的图景。路透社计算显示，2025年国庆假期人均每次出行消费约911元，为三年来最低水平。高盛表示，旅游人次和相关收入仍比2019年低几个百分点。拥挤的列车，并不意味着消费者信心同样强劲。 少数民族眼中的“团结” 北京方面表示，其在新疆和西藏实施的政策旨在促进减贫和民族团结。然而，一些相关证词呈现出不同的情况。2025年，一名叛逃者张亚波描述称，拒绝接受工厂调动可能被记录为“思想异常”，并可能导致再次遭到拘禁。他的经历由阿德里安·曾（Adrian Zenz）以及“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发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报告显示，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相关商品面临较高的扣留率。新疆生产了中国大部分棉花，因此这一问题也与全球供应链密切相关。 在西藏，人权组织估计，约有100万名儿童被安置在以普通话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国家寄宿学校。与此同时，一些私立藏语学校被关闭。一个将这些政策称为现代化进程的政府，需要解释为什么语言和家庭关系却成为这一进程所付出的代价。 边境之外 中央统战部如今已吸收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职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英国广播公司（BBC）以及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的报道描述了针对海外批评者施加压力的情况，其中包括威胁他们在中国的亲属。北京方面否认存在干涉行为。在海上问题上，情况也有类似之处。中国拒绝接受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而2026年菲律宾船只与中国船只在仁爱礁和萨比纳浅滩附近发生了更多碰撞。双方均指责对方应对事件负责。在黄岩岛附近，海上封锁设施和巡逻活动仍在继续；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中印边境也依然处于军事化状态。 中国还曾对澳大利亚、立陶宛和韩国采取经济施压措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贷款推动了一些有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租赁案例也表明，当相关项目表现不及预期时，可能产生相应的杠杆风险。在网络空间，所谓“盐台风”（Salt Typhoon）行动被指与针对电信网络的长期入侵活动有关。新西兰则将中国列为其最持续的国家支持型网络威胁来源。与此同时，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境内的诈骗园区，许多由具有中国背景的犯罪网络运营，也增加了跨国犯罪层面的风险。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柬埔寨相关园区内存在的酷刑和人口贩运及强迫劳动问题。 如何看待这场阅兵式 一个真正充满信心的国家，并不需要将语言表达刑事化、追踪海外批评者的亲属，或者在争议海域设置隔离设施。如果国家希望其最有力的宣传建立在可信度之上，那么更重要的应当是开放，包括允许对新疆和西藏进行独立访问，加强财政和消费数据的透明度，并在网络攻击以及诈骗活动问题上建立更明确的问责机制。 在此之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这一表述最终能否经受检验，与其说取决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庆典，不如说取决于那些没有出现在庆典中的人所经历的现实。 北京方面拒绝接受上述描述，并表示其相关行动均属于合法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发展以及保障防御安全的措施。
香港“雨伞运动”与悬而未决的普选问题
2014年的 “雨伞运动” 成为香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抗议活动之一。最初围绕香港选举制度展开的争议，最终演变为持续79天的占领行动。参与者的核心诉求之一，是扩大民主参与，并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这场运动与香港政治制度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密切相关：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究竟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通过普选产生？ 争议的根源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并在 “一国两制” 框架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基本法》确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框架，并规定了其政治和选举制度逐步发展的方向。《基本法》第45条和第68条分别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最终目标是实现普选，同时强调有关发展应根据香港实际情况，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推进。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香港的政治制度仍由地区直选、功能界别以及其他形式的代表制度共同组成。行政长官并非由所有符合资格的选民直接投票选出，而是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这逐渐形成了政治改革方面的分歧。一方面，一些民主派人士和团体要求加快民主改革；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强调，应按照渐进、有序的方式推进政制发展，同时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和整体利益。 2014年的决定 2014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香港政制发展及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作出相关决定。根据这一框架，香港居民未来可以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参与行政长官选举，但行政长官候选人必须首先经过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进行提名。对于民主派团体而言，这一安排成为争议的核心。 他们认为，如果候选人在正式进入选举程序之前必须经过提名机制筛选，那么选民能够直接选择的政治范围将受到限制，因此难以达到他们所要求的开放式提名和真正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围绕这一问题的分歧，最终推动了2014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形成后来被称为 “雨伞运动” 的社会运动。 雨伞为何成为运动象征 2014年9月起，示威者在金钟、铜锣湾和旺角等地区占据主要道路和公共空间。 雨伞最初被许多示威者用来遮挡阳光以及应对警方使用的催泪烟和胡椒喷雾。随着抗议持续，雨伞逐渐成为这场运动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并被赋予抗议、和平抵抗和公民抗命等含义。参与者包括学生、社会活动人士以及其他香港居民。不过，香港社会对于抗议活动的方式、目标及其影响也存在明显分歧。 在持续数周的时间里，香港部分重要商业和交通区域受到占领行动影响。示威者最主要的政治诉求之一，是推动政制改革，特别是建立一个能够让香港居民更直接参与行政长官选举的制度。 运动结束，但选举争议并未解决 经过大约79天的占领行动后，相关占领地点于2014年12月陆续被清场。 抗议活动并没有立即促成香港选举制度的改变。政制改革争议继续延续到2015年。当年，香港立法会对特区政府提出的行政长官选举改革方案进行表决，但最终未获通过。 特区政府当时认为，该方案可以为未来实现行政长官一人一票普选建立制度基础；反对者则认为，候选人提名机制限制了政治竞争的范围，因此并不符合他们对于真正普选的要求。…
当校园响起军号：西藏儿童军事化训练与文化认同危机
对于许多藏区儿童而言，学校生活正在发生变化。清晨开始的不再只是课堂学习，而是哨声、队列训练以及身穿制服的教官发出的指令。在中国藏区的一些学校和寄宿机构中，军事化纪律正在逐渐融入日常教育体系。这一趋势引发外界担忧，认为中国实施的不仅是爱国主义教育，而是在试图重塑新一代藏区儿童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 近期，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展示了四川德格（Dartsedo，又称康定）藏族中学生参与军事化训练和政治教育的画面。相关活动强调爱国主义、民族团结以及对中国国家的忠诚。批评人士认为，这一事件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中国政府长期推动教育政治化和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一部分。 相关影像显示，学生们身着统一服装列队、接受口令训练，并参与旨在培养纪律性和服从意识的活动。中国政府将此类项目定义为国防教育和青少年素质培养，但一些藏人权益组织认为，这些措施更深层的目的在于削弱藏族文化认同，并强化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体系的政治忠诚。 退役军人进入藏区校园 这一军事化教育模式在2025年受到更多关注，当时中国开始向西藏学校派驻退役军人担任“校园辅导员”。RFA 报道称，一些年仅六岁的儿童也开始接触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在中国官方发布的视频中，藏族学生身穿迷彩服、参加升旗仪式、进行队列训练，并接受退役军人的指导。 其他公开画面显示，学生还参与所谓的民防演练。例如，在模拟空袭场景中，学生被要求躲藏在课桌下，并在撤离建筑时使用笔记本保护头部，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坠落物伤害。中国官方将这些训练描述为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国防意识的实践教育。然而，外界注意到，相关活动同时伴随着政治口号、国家仪式以及强调国家忠诚的内容。 据RFA报道，退役军人的部署范围不仅包括拉萨、昌都和那曲等西藏地区，也扩展至四川、青海和甘肃等藏族聚居区域。在那曲，据报道有13名退役汉族军人被安排进入7所学校，包括小学和中学。 这些人员承担的职责并不仅限于安全教育。他们还负责组织升旗仪式、带领学生唱军歌、检查宿舍纪律，并将类似军队管理模式引入校园生活。中国官方媒体表示，该计划旨在让国防教育“从小扎根”，并培养年轻一代的国家意识，为未来参与国家建设甚至军事服务做好准备。 超越简单的军事训练 藏人观察人士担忧的重点，并不仅仅是学生是否学习队列训练，而是这些军事活动可能与更广泛的政治教育体系相结合，并进一步影响语言、历史、宗教以及日常生活方式。那曲试点项目被描述为通过军事纪律培养学生的“自豪感、秩序感和国家认同”。项目内容包括每周升旗仪式、爱国歌曲、国防课程以及退役军人关于服务国家的讲座。 批评人士认为，这些项目与其他教育政策相互结合，包括藏语教育空间减少，以及越来越多藏族儿童进入远离家庭的国家寄宿学校。在这些寄宿学校中，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普通话教学环境之下，同时接受官方政治教育以及由国家制定的西藏历史和文化叙事。一些人权组织认为，这种教育模式正在逐渐削弱家庭、宗教和传统社区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影响，使学校成为推动文化转型的重要场所，而军事训练则进一步增加了纪律控制和意识形态影响。 一项全国性政策与西藏地区的特殊影响 中国于2024年9月实施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为扩大国防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该法律允许军队与学校、高等院校合作，加强国防意识教育和身体训练。然而，在西藏地区，分析人士认为，该政策具有更明显的政治含义。长期以来，藏族社区在宗教活动、文化表达以及语言使用方面面临诸多限制。在这一背景下，将军事人员引入校园可能使一项全国性教育政策转变为影响民族认同的治理工具。 西藏学校成为政策重点，是因为北京希望年轻一代形成对国家和军事体系的认同。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方式可能试图改变藏族儿童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行为模式。此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也可能关注藏区人口在高海拔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将其视为未来山地作战和相关军事岗位的人力资源来源。 儿童教育的政治化 “儿童教育被工具化”这一说法，是许多藏人权益倡导者关注的核心。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儿童都被直接培养成为士兵，而是指教育体系正在被用于实现政治和战略目标。 通过在学校安排退役军人、将军事化管理融入日常生活，并将爱国主义教育与纪律服从联系起来，相关政策正在影响儿童对身份和国家归属的理解。批评人士认为，其最终效果可能是培养更加服从国家体系的公民，而不是优先强化他们与藏族文化、宗教传统以及地方社区之间的联系。 德格学校的相关影像之所以受到关注，并不是因为它展示了一次普通军事训练，而是因为它可能反映出藏区教育模式正在发生的更广泛变化。在一些观察者看来，教育正在成为政治教育、国防训练以及文化整合相结合的平台。 新的争议焦点：校园成为文化认同竞争场 对于许多藏族家庭而言，争议已经不再局限于寺院、语言课堂或社会活动空间。 如今，竞争正在进入儿童成长最关键的环境——校园、宿舍以及日常集体活动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