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中国AI扩张背后的战略隐忧：北京能否通过技术依赖影响越南的数字主权与未来？
人工智能正成为亚洲地缘政治竞争的新领域。在这一领域，影响力越来越取决于对技术、数据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对越南而言，与中国开展人工智能合作有助于加快技术创新和经济现代化，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河内如何在利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的同时，避免对境外开发的技术形成过度依赖？ 2026年9月17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级圆桌会议上，越南提出了人工智能合作的三大支柱，即政策对话、人工智能安全研究与测试以及人才培养。越南科学技术部于次日公布了这一提议，表明河内希望加强国际合作，同时重视技术安全、监管监督和本土专业能力建设。 越南科学技术部：越南在2026年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级圆桌会议上提出人工智能合作三大支柱 然而，这一合作的地缘政治影响远不止技术进步本身。随着中国不断提升人工智能能力并扩大区域技术伙伴关系，采用中国技术的国家必须认真思考：谁控制关键系统？谁管理敏感数据？谁制定影响未来创新方向的技术标准？对越南来说，真正的挑战并非是否应该与中国合作，而是如何确保技术伙伴关系能够增强本国能力，而不是制造长期依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战略影响力工具，并对越南的数字主权构成新的考验。 隐形武器：无需直接对抗的技术依赖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潜在优势，并不仅仅体现在开发具有竞争力的大模型方面。中国提供软件、计算基础设施、技术专长和数字服务的能力，也可能使其技术成为希望以较低成本实现现代化的政府和企业的有吸引力的选择。这种合作确实能够带来实际利益。人工智能应用可以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改善医疗服务、优化交通管理，并帮助中小企业采用数字化工具。对越南而言，获得外部技术支持和专业知识，有助于加快创新进程并增强本国科技实力。然而，当一个国家的关键技术系统高度依赖少数外国供应商时，其战略考量就会发生变化。替换已经部署的技术系统可能需要付出高昂成本，重新培训技术人员需要时间，而将敏感业务迁移至其他平台也可能面临重大困难。这正是人工智能可能成为“隐形武器”的原因：通过建立长期技术依赖关系获取战略影响力，而不必采取直接胁迫手段。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风险存在于国际技术合作之中，并不能证明北京已经秘密利用人工智能针对越南开展相关行动。 数据与技术标准：战略影响力可能形成的关键领域 人工智能系统依赖数据、计算资源和技术标准。提供关键技术组件的一方，可能对系统的维护、升级以及与公共服务的整合方式产生影响。对越南而言，需要关注的是一系列现实问题： 当政府考虑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共行政、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及其他敏感领域时，这些问题尤其重要。然而，潜在风险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技术供应商已经滥用越南数据或操纵越南机构。任何此类指控都需要具体、可靠的证据支持。更广泛的问题在于，无论技术供应商来自哪个国家，缺乏充分保障的技术协议都可能产生安全漏洞和结构性依赖。因此，越南应依据统一的网络安全、透明度、互操作性和问责标准，对中国以及其他国际供应商提供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评估。 河内的三大支柱：在合作中建立安全保障 越南提出的三大合作支柱，为应对上述挑战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第一，政策对话。与中国及其他东盟成员国定期开展政策交流，有助于改善监管协调，并使越南能够了解和评估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模式。但最重要的保障在于，合作必须维护河内自主制定国内规则的权力，而不是自动照搬其他国家的监管模式。第二，人工智能安全研究与测试。越南提出合作研究风险评估方法和技术标准，同时考虑区域语言、文化差异以及数据主权等因素。独立测试、明确的审计要求和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将有助于监管机构在人工智能系统进入敏感领域之前发现潜在漏洞。第三，人才培养。通过培训开发人员、监管人员和最终用户，越南可以逐步增强本国的人工智能专业能力。发展本土科研能力，也有助于降低越南机构在关键技术决策上长期依赖外国专家的可能性。这些重点与越南更广泛的监管方向相一致。越南《人工智能法》（第134/2025/QH15号法律）已于2026年3月1日生效。该法律为人工智能的开发、部署和使用建立了国家层面的监管框架，并涵盖信息安全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要求。这一法律框架为越南人工智能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其实际效果仍取决于后续实施与执法力度。 越南政府：越南《人工智能法》相关规定 东盟面临的战略选择 越南并不是唯一面临这一困境的国家。在整个东南亚，各国政府都希望获得先进技术，同时维护经济独立性以及对敏感信息的控制权。东盟层面的合作，可以通过推动共同安全标准、独立技术评估和相互兼容的监管框架，增强该地区在国际技术合作中的谈判能力。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还可以采取供应商多元化策略，支持本土人工智能研究，并要求技术合同为敏感数据提供更严格的保护。对中国人工智能合作项目的评价，最终应建立在可衡量的实际成果之上，包括合作是否真正实现技术知识转移、是否增强当地产业能力、是否有效保护个人信息，以及参与国能否继续对关键技术系统保持实质性控制。技术合作的价值，不应仅以投资规模或系统部署数量来衡量，更应取决于其是否增强合作伙伴的长期自主能力。 真正的考验在于控制权 中国不断扩大的人工智能合作为越南带来了技术发展的机会，但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制定者不能忽视的问题。真正的危险并非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目前也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北京正在针对越南实施秘密人工智能行动。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平等的技术合作关系可能逐渐限制越南未来的政策选择和战略自主空间。河内提出的三大合作支柱表明，国际技术合作必须与负责任的治理机制和国家安全保障措施同步推进。这一框架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越南是否能够将相关原则转化为具有执行力的监管规则、更强大的本土技术能力以及透明、可问责的国际合作关系。在亚洲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中，最具影响力的战略手段，可能并不是直接控制另一个国家，而是让其关键技术系统变得难以替代。当一个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平台和关键技术服务高度依赖外部供应商时，技术合作就可能逐渐转化为战略依赖。因此，越南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在充分利用中国技术能力的同时，防止合作演变为依赖。对于河内而言，人工智能发展的最终目标，不应只是获得先进技术，更应是确保本国能够自主决定技术的使用方式、数据的管理规则以及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越南的数字未来，应由越南自己决定，而不应因对任何外国技术供应商的过度依赖而受到限制。
“喀喇昆仑2026” 军演：北京借新疆展示军事野心，中国武器可靠性与人权争议再受关注
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新疆举行首次正规陆军联合军事演习。尽管双方将此次演习定位为反恐合作，但这一行动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日益扩张的军事战略、国产武器的实战表现，以及北京对维吾尔族群体政策的关注和质疑。 军事合作背后：中国更广泛的战略布局 中国和巴基斯坦计划于2026年10月中下旬在新疆库尔勒举行代号为“喀喇昆仑2026”（Karakoram 2026）的联合军事演习。这将是两国正规陆军部队首次开展联合训练。据中国国防部介绍，此次演习旨在加强双方反恐合作，并提升两军之间的协调配合能力。 然而，此次演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常规军事训练。多年来，中国持续深化与巴基斯坦的防务关系。从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到开展联合空中和海上演习，北京不断巩固其作为巴基斯坦最重要军事合作伙伴的地位。如今，双方将合作进一步扩展至正规陆军联合训练，标志着中国在推进更广泛战略目标方面又迈出了一步。 “喀喇昆仑2026”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军事合作范围 中国和巴基斯坦此前已开展“雄鹰”系列联合空军演习和“海洋卫士”系列联合海军演习。“喀喇昆仑2026”将把两国军事合作进一步延伸至正规陆军作战领域。此次演习预计将重点围绕反无人机作战、联合指挥程序、精确射击以及协同反恐行动等内容展开。 然而，截至2026年10月12日，两国均未公开披露参演部队的具体番号及兵力规模。这种信息透明度不足的情况，使外界难以独立评估此次演习的实际规模及其作战意义。对中国而言，此次演习再次提供了展示军事能力和不断扩大的防务伙伴关系的机会。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意味着已经具备经过实战检验的作战能力。真正的军事实力取决于装备的可靠性、部队的战备水平，以及在真实作战环境中有效执行任务的能力。 中国武器的实战表现引发对北京军事宣传的质疑 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武器出口国之一，并将其战斗机、导弹、防空系统和坦克宣传为国际防务市场上技术先进的替代选择。然而，部分中国制造武器的实战表现仍不断受到外界关注和质疑。中国制造的PL-15E空对空导弹在近期军事冲突中出现有关导弹残骸及零部件被发现的报道后受到审视。有说法称，部分导弹未能命中预定目标，从而引发外界对其作战可靠性的担忧。不过，这些个别事件并不足以证明整个导弹系统缺乏作战效能。 同样，中国的红旗-9（HQ-9）防空系统也因有关配备中国制造防空装备的军事设施遭到成功打击的报道而受到批评。这些事件引发了外界对其拦截能力和作战准备水平的质疑，但相关失利的具体原因仍存在争议。较早服役的中国制造59式坦克（Type 59或T-59）同样面临现代战争带来的挑战。随着无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先进反坦克系统的广泛应用，外界越来越关注这些老旧装甲平台在现代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化的15式轻型坦克（Type 15）主要针对山地及复杂地形作战而设计。北京经常强调该型坦克的机动性能和技术优势，但有关其实战表现的独立核实信息仍然有限。目前，关于59式或15式坦克近期遭遇特定战场失利的说法，尚未得到充分证实。 这些案例反映出北京面临的一项更广泛挑战：研发现代化武器只是军事进步的一部分。要真正赢得国际社会对其武器装备的信任，还需要通过独立验证的实战表现和长期稳定的运行可靠性来证明其能力。 巴基斯坦日益加深的军事依赖使北京受益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巴基斯坦最大的主要军事装备供应国。中国制造的战斗机、导弹、防空系统和海军装备如今已成为巴基斯坦军事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伙伴关系使巴基斯坦能够获得现代防务技术，同时也为中国扩大经济影响力和战略影响力提供了机会。然而，过度依赖单一防务供应国可能带来长期风险。装备维护、零部件供应、技术援助、软件支持以及未来的系统升级，都可能使采购国越来越依赖原始制造商。 对北京而言，这种关系远不止于武器销售。它还为中国影响合作伙伴的长期国防规划，并巩固自身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创造了条件。因此，随着巴基斯坦对中国军事技术和装备体系的依赖不断加深，北京也可能获得更大的战略影响空间。 新疆军事演习引发对维吾尔族人权状况的关注 中国决定在新疆举行“喀喇昆仑2026”联合军事演习，也使此次活动具有了另一层敏感意义。长期以来，新疆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安全政策以及维吾尔族群体待遇问题的焦点地区。 北京坚持认为，其反恐措施已经恢复了新疆的社会稳定。然而，联合国相关报告和国际人权组织曾对维吾尔族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群体所面临的任意拘押、宗教活动限制以及文化权利受侵害等问题提出严重关切。在这样一个敏感地区举办国际军事演习，可能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强化其官方安全叙事，并向外界展示其安全政策获得国际认可的形象。 然而，军事合作本身并不能解决有关公民自由和文化认同的深层问题。外国军事人员参与演习，也不意味着北京的国内政策因此获得了更广泛的合法性认可。反恐合作或许具有现实必要性，但不应成为忽视基本人权和宗教自由的理由。…
日本推动建立类似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机构：应对对华紧张局势的战略举措
随着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日本正朝着对其国家安全体系进行重大改革的方向迈进。面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朝鲜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以及中俄之间日益密切的战略合作，日本东京方面已经认识到，必须紧迫地加强自身的情报能力。在高市早苗首相的领导下，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中央情报局 的集中化对外情报机构。这一举措标志着日本战后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也反映出日本决心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建立集中化情报机构的必要性 日本现有的情报体系分散在多个政府机构之中，包括警察部门、国防机构和外交部门。尽管这些机构能够收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但由于协调机制不足、信息共享不充分，日本在形成全面的国家情报评估方面受到了一定限制。拟议中的改革旨在解决这些问题，建立统一的情报体系，以便收集外国情报、分析新出现的安全威胁，并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支持。日本已经设立了新的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Bureau）以及由首相领导的综合性安全委员会。下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对外情报机构，使其具备在海外开展情报活动的能力。高市早苗强调，加强情报能力是当务之急。她所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国的军事扩张、朝鲜的安全态势、网络攻击、外国干涉以及先进技术的窃取。日本政府还担心，虚假信息和虚假宣传活动可能操纵公众舆论，并损害国家利益。 战略与地缘政治意义 日本的情报改革是其整体强化国防能力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应对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地区安全环境。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以及围绕台湾问题产生的紧张局势，加剧了东京对地区冲突可能爆发的担忧。更加强大的情报网络将有助于日本更早发现潜在威胁，并在国防与外交政策方面作出更加明智的决策。同时，这也将增强日本打击间谍活动、保护关键技术以及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拟议中的情报机构将使日本的情报能力更加接近西方主要国家的水平。不过，日本并不打算照搬外国情报机构的全部职能。日本前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强调，日本应当重点加强情报收集能力，同时避免在海外开展政治操纵或颠覆活动。 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 尽管这项倡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日本仍面临制度、法律和实际操作层面的多重挑战。建立一个有效的情报机构，绝不仅仅意味着成立一个新的政府部门。 首先，日本必须建立适当的法律框架，明确该机构的职权范围，并制定防止权力滥用的保障措施。其次，日本需要招募和培训专业人才，使其能够开展对外情报行动、分析敏感信息，并应对复杂先进的网络安全威胁。另一个重大挑战是机构之间的协调。新机构必须在现有情报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同时避免职能重复和资源浪费。日本还必须建立安全可靠的机密信息管理系统，并明确哪些人员有权获取敏感情报。同样重要的是民主监督。情报机构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秘密运作，但其权力仍然必须受到适当的议会监督、法律问责机制以及公众信任的约束。在国家安全需求与公民自由之间实现平衡，将是确保这一倡议长期合法性和公信力的关键。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在2028年初之前建立这一对外情报机构。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保持持续的政治支持，推进制度改革，并对人才培养和专业能力建设进行大量投资。 澳大利亚作为战略借鉴对象 日本正在研究美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的情报体系。其中，澳大利亚被认为是一个尤其值得借鉴的对象，因为该国在情报协调、安全审查制度以及政府机构间合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加强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情报合作，有望提升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水平。在五月举行的会晤期间，高市早苗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强调了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进一步深化情报共享。日本还希望加强与“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的合作。AUKUS是由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组成的安全合作机制。尽管日本加入 “五眼” 情报共享联盟仍面临较大困难，但日本可以通过贡献其区域专业知识以及有关中国的情报评估，逐步成为该联盟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此类合作有助于提高各方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共同认知，强化海上安全，并支持保护关键技术的相关努力。 中国的担忧与地区影响 中国对日本的情报改革提出了强烈批评，并将其视为日本安全政策中的一种负面发展。北京方面将这一举措与其所称的日本“再军事化” 联系起来，并对日本不断扩大的防务角色表示担忧。 这些反应反映出中日两国之间日益加深的战略竞争。高市早苗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言论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她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可能会对日本的安全产生严重影响。然而，日本面临的安全挑战并不仅限于中国。朝鲜的军事活动、网络安全威胁，以及地区国家之间不断加强的战略伙伴关系，都进一步强化了东京的判断，即日本有必要增强自身独立获取情报的能力。日本面临的关键挑战在于，如何在加强威慑能力的同时，避免不必要地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结论 日本拟议建立的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机构，代表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项重大变革。通过集中情报收集职能、改善机构间协调以及扩大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日本希望减少对盟友提供的情报信息的依赖，并更加有效地应对不断出现的安全威胁。然而，这一倡议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的不仅仅是机构重组。日本还必须建立专业化的情报能力，制定明确的法律保障措施，并确保民主问责机制得到有效落实。加强与澳大利亚及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也将进一步提升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归根结底，日本的情报改革反映了一项更加广泛的地缘政治现实：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可靠的情报已经成为与军事力量同样重要的国家安全支柱。如果能够以有效、负责任的方式实施这些改革，拟议中的情报机构不仅可以增强日本自身的国家安全能力，还有望为建立更加稳固、更具韧性的地区安全体系作出贡献。
昌都失守：一场改变西藏命运的军事行动
1950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东部，发动了一场深刻改变喜马拉雅地区政治格局的军事行动。短短数周内，西藏军队遭到击败，昌都失守，拉萨政府面临严峻抉择：要么与北京展开谈判，要么承担中国军队继续向西藏腹地推进的风险，而双方的军事实力存在巨大差距。中国政府将这一行动称为“解放西藏”，但许多藏人则将其视为外来统治的开始。昌都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失败，更是西藏政治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使西藏逐步落入中国政府的决定性控制之下。 军事力量薄弱的西藏面对崛起的中国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新政权领导人开始着手巩固对其认为属于国家领土组成部分的地区的控制。西藏在此前数十年间实际上独立于北京行使自治权，因此成为新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当时的西藏政府以达赖喇嘛为政治与宗教权威，并通过传统的宗教及贵族行政体系进行治理。然而，西藏缺乏抵御现代化军队的军事能力。其军队规模有限，武器装备落后，训练水平不足，而此前开展的外交活动也未能为西藏争取到实质性的国际保护。 对北京而言，将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是维护领土主权和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西藏领导层而言，中国军队的推进威胁着长期维系当地社会的政治自治权和传统制度。双方对西藏政治未来的不同理解，为随后的军事冲突埋下了伏笔。 昌都战役：西藏防线的崩溃 昌都是西藏东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城镇，也是通往西藏腹地的重要门户。控制昌都不仅能够削弱西藏政府的防御能力，还可以为中国军队进一步向拉萨推进创造条件。 1950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多个方向向昌都地区发动进攻。面对装备更加先进、兵力更为强大的对手，西藏军队难以组织有效的协同防御。中国军队凭借兵力优势、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更完善的作战部署，对缺乏现代常规战争准备的西藏部队形成了明显优势。 至1950年10月下旬，昌都地区的西藏军队抵抗基本瓦解。西藏军队指挥官阿沛·阿旺晋美（Ngabo Ngawang Jigme）被中国军队俘获，昌都最终落入解放军控制之下。 这场战役凸显了双方日益扩大的军事实力差距，也暴露出西藏长期相对孤立的战略局限。昌都失守向拉萨政府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仅依靠军事抵抗，已难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西藏腹地推进。 从军事失败到政治压力 昌都战役的失败彻底改变了西藏政府面临的政治局势。在缺乏可靠外国援助的情况下，西藏政府不得不面对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尽管当时的达赖喇嘛仍十分年轻，但这场危机已经直接威胁到其政府的未来以及西藏的政治地位。北京利用军事优势推动双方展开谈判。 1951年5月，西藏代表与中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常被称为《十七条协议》。该协议确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承诺实行区域自治、保护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并维持达赖喇嘛原有的地位。 然而，协议的合法性至今仍存在重大争议。北京将其视为西藏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合法依据，认为协议体现了双方通过谈判解决政治问题的结果。批评者则指出，协议是在昌都战役造成的军事压力下达成的，西藏代表并不具备真正自由表达政治意愿的条件，因此其同意是否具有充分合法性值得质疑。西藏代表团方面后来对协议接受过程中的有关情况提出异议，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认为协议合法有效。 解放还是占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 昌都失守至今仍代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历史叙事。在中国官方的历史叙述中，昌都战役结束了西藏长期的封闭状态，为废除被官方描述为具有压迫性的旧社会制度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国家统一。然而，在许多藏人的历史记忆中，这场军事行动标志着西藏实际政治独立地位的丧失，也开启了宗教、文化和政治生活日益受到限制的历史进程。 这两种解释之间的分歧，远不只是“解放”与“占领”两个词语的区别。其背后涉及更深层的历史与政治问题，包括领土主权、政治同意以及一个民族决定自身政治未来的权利。 在随后的几年里，昌都战役所引发的深远影响逐渐显现。西藏社会与中国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最终在1959年爆发拉萨起义。达赖喇嘛随后流亡印度，而北京则进一步巩固了对西藏的政治和行政控制。 对于许多藏人而言，这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1950年军事行动的历史认识，即昌都战役不仅改变了西藏的政治地位，也深刻影响了其宗教生活、文化传承和社会结构。 昌都战役的历史遗产…
国庆盛典背后：中国的国家叙事与现实
9月30日，约800名宾客齐聚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敬献花篮、升国旗、奏国歌以及放飞和平鸽等仪式。这是中国第77个国庆日所呈现出的精心策划的国家形象。然而，仪式之外的现实却更难以被塑造和控制，而这些现实也使这番讲话必须接受事实的检验。 公开呈现的一面 据新华社和路透社报道，习近平表示，中国经济“顶住压力、稳步向前”，并敦促全国完成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他同时感谢外国友人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在台湾问题上，他呼吁深化两岸交流交往，同时承诺“坚决打击”分裂活动。中文媒体注意到，与此前使用的“坚决反对”相比，这一表述有所强化。 假期数据也被用来强化这一积极叙事。官方预计，7天假期全国人员流动量将达到约21.3亿人次，10月1日当天的客流高峰可能接近3.4亿人次。据报道，前往首尔的预订量同比增长约50%。但消费数据呈现出另一幅较为平静的图景。路透社计算显示，2025年国庆假期人均每次出行消费约911元，为三年来最低水平。高盛表示，旅游人次和相关收入仍比2019年低几个百分点。拥挤的列车，并不意味着消费者信心同样强劲。 少数民族眼中的“团结” 北京方面表示，其在新疆和西藏实施的政策旨在促进减贫和民族团结。然而，一些相关证词呈现出不同的情况。2025年，一名叛逃者张亚波描述称，拒绝接受工厂调动可能被记录为“思想异常”，并可能导致再次遭到拘禁。他的经历由阿德里安·曾（Adrian Zenz）以及“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发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报告显示，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相关商品面临较高的扣留率。新疆生产了中国大部分棉花，因此这一问题也与全球供应链密切相关。 在西藏，人权组织估计，约有100万名儿童被安置在以普通话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国家寄宿学校。与此同时，一些私立藏语学校被关闭。一个将这些政策称为现代化进程的政府，需要解释为什么语言和家庭关系却成为这一进程所付出的代价。 边境之外 中央统战部如今已吸收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职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英国广播公司（BBC）以及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的报道描述了针对海外批评者施加压力的情况，其中包括威胁他们在中国的亲属。北京方面否认存在干涉行为。在海上问题上，情况也有类似之处。中国拒绝接受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而2026年菲律宾船只与中国船只在仁爱礁和萨比纳浅滩附近发生了更多碰撞。双方均指责对方应对事件负责。在黄岩岛附近，海上封锁设施和巡逻活动仍在继续；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中印边境也依然处于军事化状态。 中国还曾对澳大利亚、立陶宛和韩国采取经济施压措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贷款推动了一些有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租赁案例也表明，当相关项目表现不及预期时，可能产生相应的杠杆风险。在网络空间，所谓“盐台风”（Salt Typhoon）行动被指与针对电信网络的长期入侵活动有关。新西兰则将中国列为其最持续的国家支持型网络威胁来源。与此同时，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境内的诈骗园区，许多由具有中国背景的犯罪网络运营，也增加了跨国犯罪层面的风险。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柬埔寨相关园区内存在的酷刑和人口贩运及强迫劳动问题。 如何看待这场阅兵式 一个真正充满信心的国家，并不需要将语言表达刑事化、追踪海外批评者的亲属，或者在争议海域设置隔离设施。如果国家希望其最有力的宣传建立在可信度之上，那么更重要的应当是开放，包括允许对新疆和西藏进行独立访问，加强财政和消费数据的透明度，并在网络攻击以及诈骗活动问题上建立更明确的问责机制。 在此之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这一表述最终能否经受检验，与其说取决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庆典，不如说取决于那些没有出现在庆典中的人所经历的现实。 北京方面拒绝接受上述描述，并表示其相关行动均属于合法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发展以及保障防御安全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