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失守：一场改变西藏命运的军事行动
1950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东部，发动了一场深刻改变喜马拉雅地区政治格局的军事行动。短短数周内，西藏军队遭到击败，昌都失守，拉萨政府面临严峻抉择：要么与北京展开谈判，要么承担中国军队继续向西藏腹地推进的风险，而双方的军事实力存在巨大差距。中国政府将这一行动称为“解放西藏”，但许多藏人则将其视为外来统治的开始。昌都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失败，更是西藏政治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使西藏逐步落入中国政府的决定性控制之下。 军事力量薄弱的西藏面对崛起的中国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新政权领导人开始着手巩固对其认为属于国家领土组成部分的地区的控制。西藏在此前数十年间实际上独立于北京行使自治权，因此成为新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当时的西藏政府以达赖喇嘛为政治与宗教权威，并通过传统的宗教及贵族行政体系进行治理。然而，西藏缺乏抵御现代化军队的军事能力。其军队规模有限，武器装备落后，训练水平不足，而此前开展的外交活动也未能为西藏争取到实质性的国际保护。 对北京而言，将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是维护领土主权和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西藏领导层而言，中国军队的推进威胁着长期维系当地社会的政治自治权和传统制度。双方对西藏政治未来的不同理解，为随后的军事冲突埋下了伏笔。 昌都战役：西藏防线的崩溃 昌都是西藏东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城镇，也是通往西藏腹地的重要门户。控制昌都不仅能够削弱西藏政府的防御能力，还可以为中国军队进一步向拉萨推进创造条件。 1950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多个方向向昌都地区发动进攻。面对装备更加先进、兵力更为强大的对手，西藏军队难以组织有效的协同防御。中国军队凭借兵力优势、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更完善的作战部署，对缺乏现代常规战争准备的西藏部队形成了明显优势。 至1950年10月下旬，昌都地区的西藏军队抵抗基本瓦解。西藏军队指挥官阿沛·阿旺晋美（Ngabo Ngawang Jigme）被中国军队俘获，昌都最终落入解放军控制之下。 这场战役凸显了双方日益扩大的军事实力差距，也暴露出西藏长期相对孤立的战略局限。昌都失守向拉萨政府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仅依靠军事抵抗，已难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西藏腹地推进。 从军事失败到政治压力 昌都战役的失败彻底改变了西藏政府面临的政治局势。在缺乏可靠外国援助的情况下，西藏政府不得不面对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尽管当时的达赖喇嘛仍十分年轻，但这场危机已经直接威胁到其政府的未来以及西藏的政治地位。北京利用军事优势推动双方展开谈判。 1951年5月，西藏代表与中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常被称为《十七条协议》。该协议确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承诺实行区域自治、保护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并维持达赖喇嘛原有的地位。 然而，协议的合法性至今仍存在重大争议。北京将其视为西藏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合法依据，认为协议体现了双方通过谈判解决政治问题的结果。批评者则指出，协议是在昌都战役造成的军事压力下达成的，西藏代表并不具备真正自由表达政治意愿的条件，因此其同意是否具有充分合法性值得质疑。西藏代表团方面后来对协议接受过程中的有关情况提出异议，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认为协议合法有效。 解放还是占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 昌都失守至今仍代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历史叙事。在中国官方的历史叙述中，昌都战役结束了西藏长期的封闭状态，为废除被官方描述为具有压迫性的旧社会制度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国家统一。然而，在许多藏人的历史记忆中，这场军事行动标志着西藏实际政治独立地位的丧失，也开启了宗教、文化和政治生活日益受到限制的历史进程。 这两种解释之间的分歧，远不只是“解放”与“占领”两个词语的区别。其背后涉及更深层的历史与政治问题，包括领土主权、政治同意以及一个民族决定自身政治未来的权利。 在随后的几年里，昌都战役所引发的深远影响逐渐显现。西藏社会与中国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最终在1959年爆发拉萨起义。达赖喇嘛随后流亡印度，而北京则进一步巩固了对西藏的政治和行政控制。 对于许多藏人而言，这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1950年军事行动的历史认识，即昌都战役不仅改变了西藏的政治地位，也深刻影响了其宗教生活、文化传承和社会结构。 昌都战役的历史遗产…
中国内部压力正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前往美国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经由达连隘口（Darién Gap）抵达美国南部边境，这一现象不仅仅是一个边境管控问题，也反映出中国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压力、就业前景恶化以及不断加剧的政治压力。 这条路线被一些人称为“走线”（zouxian），即“徒步穿越”的意思。移民通常从中国出发，经拉丁美洲国家一路前行，穿越哥伦比亚与巴拿马之间危险的达连隘口，最终抵达美国与墨西哥边境。这是一段昂贵、危险的旅程，而且往往受到蛇头和走私网络的控制。人们不会轻易踏上这样的道路。对于一些中国移民而言，这可能是他们寻找工作、安全感以及摆脱中国共产党控制、重新规划未来的最后尝试。 国内的经济挫折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承诺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其一党制提供合法性。然而，如今这一承诺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中国正面临房地产市场困境、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消费者信心疲软、民营企业面临压力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问题。许多在疫情期间艰难生存下来的小企业主，如今又面临需求下降、债务压力、经营成本上升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等困难。工厂工人面临工资不稳定和就业机会减少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也开始担心，他们的下一代可能无法获得与自己当年相同的发展机会。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1%。但这一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年轻求职者、就业不足者以及已经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所面临的真实困境。青年失业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接受高等教育，却难以找到稳定职业的大学毕业生而言。 这种经济压力是一些人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的一些中国移民表示，他们曾经历企业经营失败、就业困难、债务压力，并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无法再提供稳定的发展道路。 “清零政策”改变了部分人的社会信任 中国严格的“清零”防疫政策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长期封控、突然实施的出行限制、大规模核酸检测、企业停业以及地方政府的强力执行，严重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 一些人的商店、餐馆、工厂和服务业企业被迫关闭，导致收入中断；另一些人则眼看着自己的积蓄不断减少，却只能长期被限制在家中。对部分人而言，这段经历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他们开始意识到，政府可以在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情况下，随时对个人生活实施广泛控制。 一些移民向记者表示，新冠疫情期间的封控严重损害了他们的生意，并使谋生变得更加困难。另一些人则表示，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能够自由工作、公开表达观点、实践宗教信仰，并能够在不担心随意限制的情况下规划未来的地方。 政治控制加强，也增加了人们离开的意愿 当人们无法公开批评造成经济困难的政策时，经济压力往往会变得更加严重。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网络言论、公民社会、宗教、教育、民营企业以及政治讨论等领域的控制。批评政府政策、传播政治敏感信息、参与未经官方认可的宗教活动，或者与地方政府发生公开冲突的人，可能面临审查、监控、骚扰、拘留或职业方面的负面影响。 当然，并不是每一名中国移民都是政治异议人士。但其中一些人确实是在一个个人自由受到限制、公共讨论空间不断缩小的环境中作出了离开的选择。 这一点对于回应北京的相关叙事非常重要。中国政府可能会声称，这些移民离开中国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移民政策或者美国更具吸引力的经济条件。美国确实是他们希望抵达的目的地，但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冒着穿越达连隘口的生命危险，也要前往美国？ 答案首先存在于中国国内：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下降、个人自由受到限制，以及对未来可能不如过去的担忧。 反对中共，不应等同于针对中国人民 正确的做法，是将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区分开来。 中国移民不应该自动被视为罪犯、间谍或安全威胁。许多人只是普通人，他们可能因为经济困境、政治压力或缺乏发展机会而选择离开。…
达赖喇嘛转世继承之争：北京试图掌控宗教事务，挑战西藏精神信仰的自主权
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认定权之争，已成为藏传佛教宗教权威与中国政治意图之间的一场关键较量。北京坚持认为，达赖喇嘛的继任者必须获得中国政府批准，而现任达赖喇嘛则明确表示，只有甘丹颇章信托基金会（Gaden Phodrang Trust）有权负责其转世灵童的寻访与认定。随着双方分歧持续存在，西藏的宗教自由、文化认同以及精神领袖传承正面临严峻考验。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继承问题，已经演变为涉及中国与西藏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和政治争议之一。这场争议的核心在于，一项延续数百年的佛教传统，究竟应由藏传佛教宗教领袖自主决定，还是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审查与批准。2025年7月2日，达赖喇嘛正式宣布，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将在他圆寂后继续延续，并明确将下一世达赖喇嘛的寻访与认定权 exclusively 交由甘丹颇章信托基金会负责。这一声明使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北京随即重申，不接受任何脱离中国政府监管的转世认定程序。截至2026年10月，争议仍未得到解决，外界对未来可能出现相互竞争的宗教领袖、政府干预佛教传统以及西藏精神信仰自主权的长期存续表示担忧。 一项挑战北京立场的宗教声明 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迎来90岁生日之前发表的声明，为长期困扰藏传佛教信众的继承问题提供了明确方向。此前，他曾表示，延续数百年的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可能在自己这一世终结，这一说法曾使世界各地的信众对未来宗教传承感到不确定。 根据他的最新声明，甘丹颇章信托基金会将依据既有宗教传统，在与藏传佛教各教派资深宗教领袖协商后，负责寻访和认定其转世灵童。这一决定不仅是一项个人安排，更是对宗教自主权的明确宣示。它强调，宗教领袖的精神合法性应源于佛教教义、宗教实践以及信众的认可，而非世俗政治权力的授权。北京则对此作出回应，坚持认为达赖喇嘛转世必须遵循中国法律认可的程序，包括历史上的金瓶掣签制度，并获得中央政府批准。 中国政治权力与西藏宗教传统之间的冲突 对中国领导层而言，达赖喇嘛转世继承问题与其对西藏主权及行政管辖权的主张密切相关。中国官员认为，中央政府在历史上一直参与重要藏传佛教宗教人物的认定，因此这种权力在今天仍具有合法性。1793年清朝推行的金瓶掣签制度，是北京为其立场提供历史依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官方监督能够维护宗教传承的连续性，并防止外部势力干预宗教事务。 然而，藏传佛教宗教领袖及批评北京政策的人士反对由世俗政府决定佛教高僧的转世身份。他们认为，转世灵童的寻访和认定应依据佛教教义、传统宗教程序以及具备相应资格的宗教权威所作出的判断。这种分歧揭示了一项更深层的矛盾：中国将政府介入描述为维护宗教传统的必要措施，而反对者则认为，这实际上是在试图将藏传佛教的精神领导权纳入国家政治控制之下。 班禅喇嘛争议引发对宗教继承制度的严重担忧 围绕班禅喇嘛转世认定的争议，为达赖喇嘛未来的继承问题提供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先例。1995年，达赖喇嘛认定当时年仅六岁的根敦确吉尼玛（Gedhun Choekyi Nyima）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然而，不久之后，这名儿童便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随后，中国政府另行认定坚赞诺布（Gyaincain Norbu）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但其宗教合法性在部分藏人群体中始终存在争议。 根敦确吉尼玛的具体下落及其人身状况能否获得独立核实，至今仍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联合国人权专家曾就其失踪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干预藏传佛教转世继承制度的问题提出质疑。对许多藏人而言，班禅喇嘛事件表明，政府介入宗教领袖的认定过程，可能导致相互竞争的宗教权威出现，并使宗教机构面临持续数代人的分裂风险。 这一历史争议也使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认定问题更加敏感。若未来出现由北京批准与由传统藏传佛教宗教机构认定的不同继任者，藏传佛教内部可能面临更为复杂的宗教权威争议。 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仍遭北京反对 达赖喇嘛的立场具有特殊意义，这与他长期坚持非暴力原则及和平对话的理念密切相关。1959年离开西藏后，他定居印度，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西藏文化保护及争取实质自治的倡导者。由于长期主张通过宽容、相互尊重与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他于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尽管达赖喇嘛长期倡导旨在实现真正自治而非完全独立的“中间道路”政策，北京仍持续将其描述为分裂主义者。这种鲜明对比始终是双方争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位因倡导和平、对话与和解而获得国际认可的宗教领袖，却被中国政府视为对国家主权构成政治挑战的人物。这也反映出西藏问题中长期存在的深层分歧：宗教与文化自主权的诉求，在中国官方政治框架下往往被视为涉及国家统一与主权的问题。…
国庆盛典背后：中国的国家叙事与现实
9月30日，约800名宾客齐聚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敬献花篮、升国旗、奏国歌以及放飞和平鸽等仪式。这是中国第77个国庆日所呈现出的精心策划的国家形象。然而，仪式之外的现实却更难以被塑造和控制，而这些现实也使这番讲话必须接受事实的检验。 公开呈现的一面 据新华社和路透社报道，习近平表示，中国经济“顶住压力、稳步向前”，并敦促全国完成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他同时感谢外国友人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在台湾问题上，他呼吁深化两岸交流交往，同时承诺“坚决打击”分裂活动。中文媒体注意到，与此前使用的“坚决反对”相比，这一表述有所强化。 假期数据也被用来强化这一积极叙事。官方预计，7天假期全国人员流动量将达到约21.3亿人次，10月1日当天的客流高峰可能接近3.4亿人次。据报道，前往首尔的预订量同比增长约50%。但消费数据呈现出另一幅较为平静的图景。路透社计算显示，2025年国庆假期人均每次出行消费约911元，为三年来最低水平。高盛表示，旅游人次和相关收入仍比2019年低几个百分点。拥挤的列车，并不意味着消费者信心同样强劲。 少数民族眼中的“团结” 北京方面表示，其在新疆和西藏实施的政策旨在促进减贫和民族团结。然而，一些相关证词呈现出不同的情况。2025年，一名叛逃者张亚波描述称，拒绝接受工厂调动可能被记录为“思想异常”，并可能导致再次遭到拘禁。他的经历由阿德里安·曾（Adrian Zenz）以及“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发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报告显示，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相关商品面临较高的扣留率。新疆生产了中国大部分棉花，因此这一问题也与全球供应链密切相关。 在西藏，人权组织估计，约有100万名儿童被安置在以普通话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国家寄宿学校。与此同时，一些私立藏语学校被关闭。一个将这些政策称为现代化进程的政府，需要解释为什么语言和家庭关系却成为这一进程所付出的代价。 边境之外 中央统战部如今已吸收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职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英国广播公司（BBC）以及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的报道描述了针对海外批评者施加压力的情况，其中包括威胁他们在中国的亲属。北京方面否认存在干涉行为。在海上问题上，情况也有类似之处。中国拒绝接受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而2026年菲律宾船只与中国船只在仁爱礁和萨比纳浅滩附近发生了更多碰撞。双方均指责对方应对事件负责。在黄岩岛附近，海上封锁设施和巡逻活动仍在继续；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中印边境也依然处于军事化状态。 中国还曾对澳大利亚、立陶宛和韩国采取经济施压措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贷款推动了一些有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租赁案例也表明，当相关项目表现不及预期时，可能产生相应的杠杆风险。在网络空间，所谓“盐台风”（Salt Typhoon）行动被指与针对电信网络的长期入侵活动有关。新西兰则将中国列为其最持续的国家支持型网络威胁来源。与此同时，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境内的诈骗园区，许多由具有中国背景的犯罪网络运营，也增加了跨国犯罪层面的风险。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柬埔寨相关园区内存在的酷刑和人口贩运及强迫劳动问题。 如何看待这场阅兵式 一个真正充满信心的国家，并不需要将语言表达刑事化、追踪海外批评者的亲属，或者在争议海域设置隔离设施。如果国家希望其最有力的宣传建立在可信度之上，那么更重要的应当是开放，包括允许对新疆和西藏进行独立访问，加强财政和消费数据的透明度，并在网络攻击以及诈骗活动问题上建立更明确的问责机制。 在此之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这一表述最终能否经受检验，与其说取决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庆典，不如说取决于那些没有出现在庆典中的人所经历的现实。 北京方面拒绝接受上述描述，并表示其相关行动均属于合法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发展以及保障防御安全的措施。
香港“雨伞运动”与悬而未决的普选问题
2014年的 “雨伞运动” 成为香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抗议活动之一。最初围绕香港选举制度展开的争议，最终演变为持续79天的占领行动。参与者的核心诉求之一，是扩大民主参与，并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这场运动与香港政治制度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密切相关：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究竟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通过普选产生？ 争议的根源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并在 “一国两制” 框架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基本法》确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框架，并规定了其政治和选举制度逐步发展的方向。《基本法》第45条和第68条分别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最终目标是实现普选，同时强调有关发展应根据香港实际情况，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推进。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香港的政治制度仍由地区直选、功能界别以及其他形式的代表制度共同组成。行政长官并非由所有符合资格的选民直接投票选出，而是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这逐渐形成了政治改革方面的分歧。一方面，一些民主派人士和团体要求加快民主改革；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强调，应按照渐进、有序的方式推进政制发展，同时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和整体利益。 2014年的决定 2014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香港政制发展及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作出相关决定。根据这一框架，香港居民未来可以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参与行政长官选举，但行政长官候选人必须首先经过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进行提名。对于民主派团体而言，这一安排成为争议的核心。 他们认为，如果候选人在正式进入选举程序之前必须经过提名机制筛选，那么选民能够直接选择的政治范围将受到限制，因此难以达到他们所要求的开放式提名和真正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围绕这一问题的分歧，最终推动了2014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形成后来被称为 “雨伞运动” 的社会运动。 雨伞为何成为运动象征 2014年9月起，示威者在金钟、铜锣湾和旺角等地区占据主要道路和公共空间。 雨伞最初被许多示威者用来遮挡阳光以及应对警方使用的催泪烟和胡椒喷雾。随着抗议持续，雨伞逐渐成为这场运动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并被赋予抗议、和平抵抗和公民抗命等含义。参与者包括学生、社会活动人士以及其他香港居民。不过，香港社会对于抗议活动的方式、目标及其影响也存在明显分歧。 在持续数周的时间里，香港部分重要商业和交通区域受到占领行动影响。示威者最主要的政治诉求之一，是推动政制改革，特别是建立一个能够让香港居民更直接参与行政长官选举的制度。 运动结束，但选举争议并未解决 经过大约79天的占领行动后，相关占领地点于2014年12月陆续被清场。 抗议活动并没有立即促成香港选举制度的改变。政制改革争议继续延续到2015年。当年，香港立法会对特区政府提出的行政长官选举改革方案进行表决，但最终未获通过。 特区政府当时认为，该方案可以为未来实现行政长官一人一票普选建立制度基础；反对者则认为，候选人提名机制限制了政治竞争的范围，因此并不符合他们对于真正普选的要求。…
香港国安法：六年来逮捕与定罪情况
在北京实施《香港国安法》六年多后，香港的政治与法律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该法于2020年6月30日颁布实施，此前香港曾于2019年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香港国安法》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等行为列为犯罪。2024年3月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通常称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进一步扩大了相关法律框架，将叛国、间谍、外部干预以及煽动叛乱等行为纳入规管范围。 截至2026年8月1日，香港当局在涉及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的案件中，共逮捕415人。这一数字包括依据北京实施的《香港国安法》、“第23条立法”以及其他相关罪名进行的逮捕。在被起诉的212人和5家公司中，已有185人及4家公司被定罪或等待判刑。 规模最大的案件仍是“香港47人案”。47名反对派政治人物及社会活动人士因组织或参与2020年举行的非官方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2024年11月，其中45名被告被判刑，刑期从4年2个月至10年不等。2026年2月，法院驳回其中12人的上诉。不过，一些已经被定罪的活动人士已服刑期满并获释。 媒体企业家黎智英的案件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78岁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于2026年2月被判处20年监禁，罪名包括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以及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罪。这是香港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下迄今为止最重的刑罚。他创办的《苹果日报》在2021年当局冻结其资产并逮捕多名高层人员后停刊。 2026年9月，前香港支联会成员及六四集会组织者邹幸彤、李卓人和何俊仁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刑。邹幸彤被判处7年3个月监禁，李卓人被判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已经解散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香港支联会）同时被罚款150万港元。 执法行动也并未局限于上述备受关注的案件。9月初，国家安全部门拘捕3人，涉嫌实施煽动性行为。这表明，当局仍在持续依据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对涉嫌涉及政治表达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相关法律在多年的社会动荡之后恢复了社会秩序，同时保障依法行使的权利。9月，香港政府驳回欧盟一份关于香港政治自由持续受到削弱的报告，称国家安全法律框架针对的是确切的安全威胁，并不会限制正常的批评意见或合法的国际交流。 然而，批评者认为，严格的保释规定、长期的审前羁押以及定义较为宽泛的罪名，已经削弱了香港的独立媒体、政治反对力量、和平集会以及公民社会空间。 目前，围绕香港国家安全法律的争论主要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北京及香港特区政府认为，这些法律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人权组织及一些外国政府则认为，相关法律的实施反映出香港公民社会空间正在迅速收缩。
标题：也门残骸上的“东风”：中国导弹何时从威慑变成实战？
9月14日，也门马里布省北部拉格万地区出现一块弹道导弹助推器残骸。照片显示弹体呈少见的白色，并标有“DF-15A”。外形与尺寸指向中国东风-15近程弹道导弹。开源分析人士认为，这很可能是沙特向胡塞目标发射的导弹。沙特尚未确认，北京也未解释，目前仍只有社交媒体影像，没有权威第三方鉴定。这已足以重新打开一份旧档案。沙特在1980年代末通过秘密的“金轮工程”购入中国东风-3液体燃料导弹，此后又获得东风-21一类固体燃料中程导弹。东风-15作为公路机动、固体燃料、射程约600至900公里的近程导弹，长期被外界怀疑也在沙特库存之中。 2013年沙特副防长参观战略导弹部队时收到的纪念模型，曾被解读为东风-15、东风-21与东风-3并列。若马里布残骸属实，传闻第一次在战场上留下了实物痕迹。时机并不难理解。胡塞武装近期把打击重点放在沙特空军的后勤链上：宣称袭击哈米斯穆谢特的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机库、跑道、雷达、弹药库，并波及阿卜哈附近的阿美设施及吉赞、纳季兰等地。一架F-15或“台风”战斗机投送的精确弹药，通常仍比一枚东风-15弹头更划算。但战机需要完好跑道、燃油、航材、空中加油和飞行员。机动弹道导弹不需要这些。 它可以从沙特腹地发射，覆盖也门北部大部分目标。当前线基地受扰、出击成本上升时，“飞机为主、导弹补位”就变得更有吸引力。更尖锐的问题不在沙特为何开火，而在中国导弹为何一再进入北京口头上并不承认的战争。中国多年来把东风系列当作“威慑武器”出口。交易不透明，官方否认与卫星照片、基地建设并行。西方不愿出售的弹道导弹，在富有买家面前，出口口径往往变得富有弹性。三十多年来，这些导弹更多是库存、阅兵和战略筹码，而不是真正打出去的武器。若马里布助推器得到确认，东风系列将第一次留下实战记录，而不只是宣传册上的参数。 这一步的意义大于单次战术效果。打一个集结地改变不了也门战局，却会改变产品定位：导弹一旦从“不让别人动手”变成“可以消耗的常规火力”，后续买家看到的就不再只是阅兵画面，而是可核验的战场数据。军贸市场奖励打过仗的装备，也会拆穿“只为和平、只为威慑”的说法。中国不是这场战争唯一的军火来源。胡塞火箭与无人机有自己的补给线，许多指向伊朗；沙特战机与精确弹药也有西方来源。把全部责任推给一国并不诚实。但北京不能一边维持“中立大国”姿态，一边让从未公开承认、也从未接受独立核查的导弹，出现在一场持久的代理人战争里。 如果残骸属实，中国就不仅是旁观者，而是给其中一方补过库存。在利雅得或北京表态之前，“首次实战使用”仍只是判断，不是定论。白色弹体是线索，不是供词。它留下的问题却很简单：还要有多少“威慑出口”落到别人的土地上，卖方才需要回答——当初以为会发生什么？
中国军方高层震荡：张又侠、刘振立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已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又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 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刘振立两人问题的《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报告》，决定给予两人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处分，终止其二十大代表资格，并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对两人作出开除军籍处分。根据新华社通报，张又侠、刘振立被指“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和礼品。 通报还称，两人未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失教失管”，存在“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的问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 据报道，张又侠和刘振立于今年1月被立案审查调查。8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张又侠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同时免去刘振立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并终止两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新华社称，对两人的处理“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 《解放军报》此前发表社论称，张又侠、刘振立“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并表示相关行为对军队政治生态和战斗力建设造成“极大破坏”。 此次处理涉及中国军队最高领导层，受到外界高度关注。现年75岁的张又侠曾任中央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是中国军队体系内仅次于习近平的高级将领之一，也是少数具有实战经历的解放军高层军官。 62岁的刘振立此前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兼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负责军队作战指挥体系的重要工作，同样被视为解放军核心决策层成员。 两人的落马意味着中国军队最高层出现重大人事变动，也再次凸显习近平执政以来持续推进军队反腐和强化中央军委领导体系的趋势。
隐藏的重担：中国沉默的丙型肝炎危机
在一个不断崛起的全球强国光鲜亮丽的形象背后，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而这一问题所受到的关注远远不及其经济和科技成就。北京经常展示其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影响力，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国医疗体系正承受着沉重的疾病负担，并可能对数百万人的健康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最新预测，到2035年，中国预计将占全球八大主要医药市场已确诊慢性丙型肝炎病例的一半以上，确诊患者数量约为390万人。这不仅仅是一项医学统计数据，更是一项警示：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体系之一，仍然在应对一种本可预防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治愈的疾病。 中国丙型肝炎疾病负担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谓的“血浆经济”时期，不安全的采供血行为以及部分地区重复使用未经充分消毒的医疗器械，导致病毒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尽管此后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医疗改革，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对数百万人产生持续影响。 与此同时，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挑战。大城市居民通常能够获得先进医院、专科医生以及现代抗病毒治疗，而许多农村地区仍然面临医疗资源不足、诊断延迟以及专业治疗机会有限等问题。这种医疗差距使疾病的早期发现和规范治疗变得更加困难。 丙型肝炎常被称为“沉默的疾病”，因为感染者往往多年没有明显症状，而肝脏却在持续受到损害。如果不能及时诊断和治疗，慢性感染可能发展为肝硬化、肝功能衰竭甚至肝细胞癌。事实证明，早期筛查和直接抗病毒药物的广泛应用能够显著改善患者预后，因此，加强公共卫生宣传、扩大筛查覆盖面以及提高治疗可及性，对于疾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慢性肝病带来的长期医疗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公共卫生体系的压力。公共卫生专家普遍认为，应扩大筛查项目、加强疾病监测，并确保全国各地区居民都能够公平获得诊断和治疗服务。否则，许多感染病例仍可能在出现严重并发症后才被发现。 公共卫生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样离不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公开、准确地发布疾病流行情况、医疗资源配置以及治疗覆盖率，有助于科研人员、医疗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更有效地应对公共卫生挑战。只有建立在真实数据基础上的决策，才能提高公众信任，并推动更加科学和有效的卫生政策。 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不仅在于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更在于是否能够切实保障人民的健康与福祉。应对丙型肝炎，需要持续加大基层医疗投入，改善农村医疗基础设施，加强公众健康教育，扩大疾病筛查，并提高现代治疗药物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未来不断增长的丙型肝炎疾病负担，应成为推动公共卫生改革的重要契机，而非被忽视的警讯。通过加强医疗投入、提升公共卫生透明度、缩小城乡医疗差距，并坚持以科学证据为基础制定政策，中国有机会显著降低这一可预防疾病带来的影响。数百万民众的健康，以及国家医疗体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都将取决于今天所作出的政策选择。
视频丨红旗-16F实弹打靶！陆军首次具备中远程防空反导能力
一段解放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的视频日前公布。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练，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由东南沿海千里机动，远赴西北戈壁完成的。 这样的演练安排传递出怎样的信息？这个防空系统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为什么驻守东南沿海的部队要远赴西北戈壁进行射击演练？ 苍茫的西北戈壁，近日迎来了一批从东南沿海跨越数千公里而来的“防空尖兵”。六联装轮式发射车昂首向天，导弹外形光滑如杆，与传统的带有“翅膀”的防空导弹截然不同。这款新装备究竟是什么？ 军事评论员 邵永灵：在2024年珠海航展上有一款红旗-16FE。这次亮相的型号和红旗-16FE非常相似，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无弹翼光杆构型，而且是六联装轮式发射车。从外观上看，它是红旗-16FE的自用版本，就是红旗-16F。 对于73集团军这支驻防东南沿海的“尖刀”部队来说，红旗-16F这款新装备，意味着该部队能够独立撑起半径160公里的“防空保护伞”，有效应对来自空中和导弹的双重威胁。 邵永灵：最早的型号是红旗-16A、B。A型的射程只有40公里，是一款中程防空导弹；B型射程扩大到70公里。早期只能防空，到了红旗-16F，就变成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反导。 红旗-16A、B、C和红旗-16F是两种型号的导弹，由中程导弹变成了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射程提高到160公里，射高是15公里到27公里。 邵永灵指出，红旗-16F填补了红旗-9远程防空与红旗-17近程防空之间的火力空白，使陆军防空体系首次实现了远、中、近全射程覆盖，首次具备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邵永灵：红旗-16F成为一款中远程防空系统，并配备给陆军，意义很大。 第一，在传统陆军的防空范围，它是防区外打击。有了中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如果敌机在100多公里的距离投弹，就可以把它打下来，相当于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第二，现在陆军部队在战场上面临着战术导弹的威胁，传统的中程防空系统拦截不了。现在有了红旗-16F，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都可以进行拦截。陆军有了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这是能力进化的重要里程碑。 为什么“光杆弹” 没有“翅膀”反而更强？ 这款导弹外形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了传统导弹的边条翼和主弹翼，被军迷形象地称为“光杆弹”。传统导弹为什么要有弹翼？主要是为了产生升力、便于转弯和稳定弹体。 但是当导弹速度超过两马赫后，弹翼反而成了累赘：激波阻力大增，速度越快效率越低，发热越严重，还会增大雷达反射面积。而“光杆弹”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邵永灵：第一，阻力减少，射程增加，速度也快了。红旗-16F射程可以达到160公里，速度可以达到五马赫，这跟它的光杆设计有直接关系； 第二，机动性更好，可以全向拦截，因为反导一定要具备全向拦截能力； 第三，更紧凑了，发射筒直径更小，发射车可以装更多导弹。特别是海军型号，在军舰上用垂直发射系统，没有边条翼之后就可以装载更多导弹； 第四，光杆弹隐身性能更好，雷达反射截面积更小，不容易被发现。 在这次公布的画面中，导弹发射车的一些位置明显做了遮挡处理。这些遮挡的部位是什么？邵永灵指出，演练中的遮挡主要是技术保密；而在真实战场上，考量完全不同。 邵永灵：有的基于技术保密的需求，有的为了降低侦察识别的概率，也有的是为了保护设备，还有战术伪装和迷惑等等。…